北海“沉没”了,“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了水面

　　“治理北海泡沫,要掉几颗脑袋!”1994年,朱基总理以他的个性化语言,为北海20世纪90年代初的土地开发热画上句号。

　　因为遭遇那场史上最严肃的宏观调控,身处西南一隅的广西北海暴得大名。这个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引来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和资本,指点出一个“北海奇迹”,或者叫“北海泡沫”。

　　16年光阴,足以让人的思想焕然一新,北海那一场喧嚣,到底是只留下一个“泡沫经济的博物馆”，还是首开风气,从土地市场入手,拉开了中国要素市场改革的序幕?当年“北海泡沫”的主要策划人、原国家发改委试点司对外开放处处长王飞欣对北海特区的成败有一番评判。

　　“北海的金钥匙是土地”

　　1991年底,时任国家体改委对外开放处处长的王飞欣,由东北至西南沿海岸线对14座沿海开放城市进行考察,北海是最后一站。第一次踏上北海土地的王飞欣,看到的只是北海与沿海开放城市称号的不协调。当时的北海只有三四 家“外资企业”,还都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模式运行。这些中资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只能算得上是些“伪外资”。

　　在国家审批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规模最小。城市人口仅10多万,占地面积也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王飞欣对本刊回忆,当年批准北海为对外开放城市,中央文件上还有一个括弧,内写“含防城”,足见北海市分量之轻,必须再加上另一个城市。“北海被列入14分之一,主要还是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

　　北海的天然劣势也让当地政府头痛不已，总觉得缺少一个切入点,让北海飞起来。王飞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了任玉岭。这个口才极佳的北京人,当时挂职北海市副市长。

　　任玉岭更具浪漫情怀,离开北海多年以后,他写下了《我爱北海》一书,书里充满了对北海情感充沛的描述。气候多么宜居,土地多么平坦富饶。但这一切,在王飞欣看来,都对北海的经济开发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