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美国金融动荡，无论去年还是今年，无论是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诱发还是由“房利美”和“房地美”触发，都少不了谈及“风险”。

    不避风险，甚至人为选择高风险，以实现机构和个人高收益，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构成一种商业心理和企业实践要素，构建了某些“行业文化”或“企业文化”。

    至少在美国，金融动荡之所以具有广泛“杀伤力”，是因为金融行业在现代经济运行中所占分量之重，比其他行业更易于影响以至损害整体经济健康。

    金融机构失守，投资者受损。即使政府出资“救市”，实际也须由普通公众、即全体纳税人分摊“付账”，可谓风险“社会化”。

    然而，高风险所获高收益，但凡风调雨顺时、甚或暴风骤雨前、即便灾害降临已经可以预见，却往往由企业高级管理层成员“分红”，堪称利润“私有化”。

    据媒体报道，房利美５名最高级主管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３年合计收入１．９９亿美元。

    房利美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德２００７财务年度年薪将近９８．７万美元，房地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伦年薪加奖金４６．５万美元；两人可获“补偿”总额分别接近１１６５万美元和１８２９万美元。而同一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则双双出现巨额亏损及资产减记。

    风险可以社会化，利润却可以私有化，是金融动荡的一大内因，亦暴露金融监管机制漏洞。此漏洞如继续存在，动荡风险在机制层面恐难以消除。